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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核潛艇之父彭士祿:5歲就被國民黨追捕
[來源:本站 | 作者: | 日期:2014年2月16日 | 瀏覽3510 次] 字體:[ ]

1986年,彭士祿視察核潛艇研制工作,與其他幾位總設計師合影。左起:趙仁愷、彭士祿、黃旭華、黃緯祿。(科學報圖片)

彭士祿(科學報圖片)

彭士祿與妻子馬淑英在莫斯科留學時期的合影(科學報圖片)

彭士祿: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彭士祿,1925年生于廣東海豐,1956年畢業于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著名核動力專家,中國核動力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8年回國后一直從事核動力的研究設計工作。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科技顧問、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核動力學會名譽理事長。

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彭士祿主持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裝備、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并參加指揮了第一代核潛艇的調試和試航;建立的核動力裝置主參數計算方法,在主參數的選定、系統組成及關鍵設備的選型等方面有很強的使用價值并可推廣應用于壓水堆核電站。他對秦山一期核電站由熔鹽堆改為壓水堆的堆型選擇方案確定起了關鍵性的決定作用;提出了大亞灣核電站的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制,撰寫了《關于廣東核電站經濟效益的匯報提綱》,為大亞灣核電站的上馬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感恩與回報

作為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曾擔任過水利電力部副部長,負責過中國核電站的建設。在彭士祿的內心深處,他一直認為,對黨的回報就是做好工作,對百姓的回報就是關心工人和下屬,從不忘本。

如此人生觀的形成和他歷經磨難的童年不無關聯。彭士祿的父親是我國農民運動先驅領袖彭湃,彭士祿不到五歲的時候,母親和父親相繼犧牲,自己也被國民黨反動派列為被追捕的對象。童年時期,他幾經入獄和逃難,經歷了數次致命的疾病。在這種常人難以想象的環境下彭士祿能夠活下來皆因受到貧苦老百姓的照顧和掩護。在他被祖母周鳳找到并在黨組織的幫助下營救出來之前,他曾輾轉于多戶百姓家,有山頂阿媽,有嬸娘,還有對自己保護最多的潘姑媽,他們都是冒著生命危險來保護這個國民黨反動派要抓捕的彭湃的后人。

老百姓的掩護和幫助,終于讓彭士祿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幸存下來,并最終來到革命圣地延安讀書。也因此,彭士祿的感恩和回報主要體現在他對老百姓的關心和對工人以及下屬的幫助——他在河北煉焦廠工作之余會幫助老百姓的小廠子制造硫酸,會千里迢迢去看望生病的工人。彭士祿的書房并沒有放置彰顯其成就的物件,擺放的卻是他離開廣東大亞灣核電站時工人送給他的墾荒牛雕塑,這是彭士祿的寶貝。

彭士祿曾在自述中寫道:“幾十位‘母親’給我的愛撫,感染了我熱愛百姓的本能。父母親把家產無私分配給了農民,直至不惜生命,給了我要為人民、為祖國奉獻一切的熱血。延安圣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艱苦拼搏、直率坦誠的品格。總之,我雖姓‘彭’,但心中永遠姓‘百家姓’。”

除了老百姓,彭士祿能夠活下來并取得今天的成就離不開黨組織給予他的特別關懷:彭士祿在牢房的時候,是黨組織通過彭澤民找到陳卓凡來進行營救并釋放的;1940年秋,黨組織安排彭士祿去延安學習,當時還是周恩來派副官龍飛虎將彭士祿和另外幾名烈士子女接到重慶,并于年底轉送到延安;1944年至1955年,黨組織先后安排彭士祿到延安自然科學院、哈爾濱工業大學、大連工學院、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莫斯科核動力院學習和進修。

當年一到延安后,彭士祿就開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回報黨組織。他所在延安中學二班的同學,大多是烈士子女、干部子女,年齡參差不齊,有的還不懂學習的重要性,往往時間抓不緊。彭士祿擔任第四組組長,而第四組則成了全校的模范小組。他們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照檢查自己。彭士祿在小組會上說:“我們的父母親經過殘酷的斗爭,有的流血犧牲了,才換來這個學校,要不好好學習,怎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怎對得起黨?”

當時的第四組在全校不僅是學習模范,勞動和團結也是模范。那時在勞動生產中,一般同學紡毛線半天可紡二三兩,彭士祿和同學給紡車加上加速輪,半天就可以紡半斤毛線。他們的三架紡車一齊轉,一周就紡了8斤毛線。誰的衣服單薄就先給誰織毛衣穿。除了做紡車,彭士祿還會攏馬尾巴做牙刷、自制牙膏等等。彭士祿開荒種地不怕吃苦,老實肯干,像一頭黃牛。細活他也樣樣在行,從打草鞋、做布鞋到織毛衣、繡花。他還自己動手制作胡琴、三弦和小提琴。因為學習、勞動樣樣突出,彭士祿被選為模范學生。

1942年,中央機要處和中央醫院都到延安大學中學部要工作人員。本來,學校沒有派彭士祿,可他堅決要求到中央醫院去當護士,還動員另一個男同學王立明與他同去。彭士祿在內科、外科、婦科、傳染科都學習和工作過。他常給病人倒屎倒尿,幫助病人洗衣服、拆被子,星期天也不休息。在1年半的工作中,彭士祿處處事事起帶頭作用,被評為中央醫院的模范護士。在此期間,他由于勞累過度得了肺病,時常吐血,但仍堅持工作。后來蔡暢得知后,曾幾次派人去醫院接他,他都不肯回去。醫生命令他休息,他還是偷偷去幫助同志搞室外工作。直到1943年8月,中央組織部下了調令,他才不得不從醫院出來,經過短期休息和治療后,又回到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1944年,班主任賈芝曾在《解放日報》上寫過一篇題為《延大中學部二年級第四組組長》的報道,介紹彭士祿同學的模范事跡。

對于對黨的回報,彭士祿曾在自述中寫到:“我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無疑,作為共產黨員,我將為之奮斗終生!也許因是屬‘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勁精神,不做則已,一做到底。活著能熱愛祖國,忠于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群體團結,是合力,至關重要,最怕‘窩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勁越糟糕,最后變成負力,悲矣!盡自己的力氣去做正功,沒有白活。”

吃苦與責任

彭士祿院士這一生所吃過的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小時候為了生存,他當過小乞丐,在廣州“感化院”發高燒導致癱瘓差點死掉;后來在東江縱隊當小游擊戰士時得過嚴重瘧疾;在延安當護士時得過肺炎,幾經生死。

留學期間,彭士祿更懂得珍惜時間,從沒在12點鐘以前睡覺,也因此,他每門功課成績都是5分。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當時中國在核潛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識近乎為零,在這種狀況下搞核潛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學”。當時恰逢三年自然災害,物資供應匱乏,生活極其艱苦。彭士祿在接受采訪時曾如此描述當時的艱苦條件:“當時條件很差呀,室里的大多數人都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而且學的都不是核專業。怎么辦?我就和其他幾位留蘇的同事當起了老師,開設了反應堆等五門專業課給他們講,兩年后,他們都成了核動力學的專家。那時,我們是吃著窩窩頭搞科研的,連窩窩頭都吃不上時,我們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研究室每人每月的辦公費才5元錢,這里面還包括出差費、辦公用品費……那時沒有電腦,僅有一臺手搖計算機,大家就拉計算尺、打算盤,那么多的數據都是靠這些工具沒日沒夜地算出來的。”

當時擺在彭士祿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攤子:反應堆研究室不到50個人,每人每月平均只有5元行政經費;三年困難時期,大多數人浮腫或轉氨酶偏高,他們和全國人民一樣在忍饑挨餓;除了五六個人是核動力專業之外,其他人都是來自其他學科的科技人員,大部分還是剛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畢業生。

一切從零開始,學習起來談何容易?彭士祿深知,僅憑一腔熱血是不夠的,這需要把自己和別人已有的經驗和技能進行轉化,同時吸收新的知識。

根據原子能研究所黨委提出的“坐下來,鉆進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祿針對全室大多數人只會俄語不會英語,而外文資料又大多為英文的狀況,組織了英語學習。大家從早晨5點多鐘起床就背英語單詞,甚至上廁所時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幾遍新學的單詞才去就寢。這樣邊學英語,邊看與各自專業有關的英文資料,經過兩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過了英語閱讀關,并且摸清了國外核電站、核動力裝置的基本情況。同時,為了讓全室人員盡快都姓“核”,彭士祿和韓鐸、蔣賓森、沈俊雄等人在反應堆研究室內開始系統地講授反應堆物理、反應堆熱工水力、反應堆控制、核動力裝置等課程。就這樣,通過邊學習邊實踐,同志們很快便掌握了核動力裝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統、各專業間的內在和相互制約的關系。這些門外漢迅速地站到了核動力科學研究的前沿。

彭士祿面對工程技術大事必須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數,一點也不能馬虎。對于任何問題都要通過調查研究、收集信息、進行試驗等來搞清楚。潛艇核動力裝置研究初期,為了建立反應堆物理的計算公式,在上世紀60年代只有手搖計算器和計算尺,彭士祿等科技人員日以繼夜計算了十幾萬個數據,確立了自己的計算公式,但仍沒有把握保證反應堆的絕對安全。彭士祿又帶領大家做了1:1零功率試驗,發現了誤差,修正了公式,保證了反應堆在常溫下安全可控,把反應堆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彭士祿在領導核電站建設工作時期對工程技術能親自計算主要技術經濟數據;對工程進度能說出某年某月應辦哪幾件關鍵事;對技術攻關能親自掛帥出征,出主意,給點子。

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他主持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裝備、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并參加指揮了第一代核潛艇的調試和試航;建立的核動力裝置主參數計算方法,在主參數的選定、系統組成及關鍵設備的選型等方面有很強的使用價值并可推廣應用于壓水堆核電站。80年代,彭士祿提出了大亞灣核電站的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制,撰寫了《關于廣東核電站經濟效益的匯報提綱》,為大亞灣核電站的上馬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大”家和“小”家

“大”家就是國家,“小”家就是彭士祿的家庭。彭士祿曾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道,自己的夫人有三個:一是核動力,二是煙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馬淑英。

1965年,中國核潛艇工程上馬時,彭士祿為了工作特地從北京遷到四川。4年后,妻子馬淑英也遷到四川。馬淑英當年從蘇聯留學回來后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學教化學,她深愛自己的教育事業。馬淑英講課講得好,在學校是出了名的,也因此深受學生們的喜愛。當她要離開化工大學跟隨彭士祿去四川時,學生們很舍不得馬淑英。離別之時,很多學生都來給她送行,哭著跟她擁抱,久久不能放手。來到陸上模式堆試驗基地后,馬淑英便正式轉行參與到基地建設工作上來。

1971年,因為工作需要,彭士祿再一次搬到武漢任核潛艇總體設計研究所(現719所)副所長兼副總工程師,任職到1973年5月。上世紀80年代主持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建設工作時期,他更是常駐廣州,幾個月才能借回京匯報工作之機回家探望一下。

彭士祿80高齡時還在視察核電站的建設工作,經常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年事已高的他并沒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見到家人。對此,孫女彭瑤很有意見。彭士祿每天回來時都是深夜,孫女已經睡著了,而每天早上孫女醒來時,彭士祿卻又出去了。為此,孫女跟他還簽了一份合同書,大意是如果彭士祿能準時回家的話可獎勵啤酒。

榮譽與得失

在榮譽面前,彭士祿院士從不計較得失,也從不提出個人要求。多年來,他總是忙碌在工地或出差。1978年,當他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時,他正在工地上,有人通知他去參加國家科學大會,他根本不知自己是受獎者。在他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時,他還驚訝地說:我也可以得獎?什么時候調級,什么時候評職稱,什么時候漲工資,他一概不知,也不打聽。別人的房子是越調越大,而他卻從七間的將軍樓搬到四室一廳的單元房里,把大房子讓給別人,他總說,國家給我的太多了。他擔任過不少單位的顧問,從不拿報酬。他說,只要對國家民族有利,比拿點小錢更有價值。

彭士祿在1996年《中國工程院院士自述》中,用四點總結自己:其一,一家與百家;其二,主義與精神;其三,明白和糊涂;其四,拍板與改錯。

短短的2000字自述,對于“一家與百家”“主義與精神”的解讀,切實地反映了彭士祿所經歷的非同一般的童年生活以及經歷磨難之后所展現的精神和氣節。“明白與糊涂”“拍板與改錯”更加詮釋了彭士祿對待生活、工作和研究的態度以及敢于承擔責任、敢擔當的為人品格。

對于擔任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一職,彭士祿有這樣的描述:“由于歷史的誤會,我有幸參加了我國核潛艇研制的全過程。時值‘文化大革命’,‘老虎’都被趕下山了,只好‘猴子’稱王,我也被抬上‘總師’的寶座。”此話足以可見他面對功名利祿時所表現出的淡定和從容。(作者呂娜 系北京理工大學副研究館員)

延伸閱讀

彭士祿當年的畢業論文評語

彭士祿在國內讀書期間,從香港的教會學校、延安大學中學部、延安自然科學院、大連工學院、哈爾濱工業大學,從小學到大學各階段的學習都沒能夠連續,多為進修性質,所以一直沒拿過畢業證和學位證。直到去蘇聯留學從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畢業時終于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畢業證,不過當時算是本科。1998年3月17日,莫斯科國家教育部門(相當于國內的教育部)給彭士祿發來了一封證明信,證明彭士祿1951年至1955年在喀山化工機械學院以及1955年至1956年在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的學習經歷被認定為工程碩士學位。

彭士祿在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撰寫了畢業論文,題目是《帶懸臂操控葉輪的全自動臥式過濾機離心機》,該畢業論文的成績為“優秀”,老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評語的中文內容大致如下。

全自動離心機屬于最完善的離心機范疇,當今被廣泛用于大量工業懸浮體的加工。

論文作者研究對象為葉輪直徑為1500毫米的自動離心機,具有這種尺寸葉輪的離心機暫時尚未實現國產化,而且許多工業領域對該類產品的需求卻很大。

論文作者在注釋中簡要介紹了本國及國外離心機制造的發展歷史,列舉出了全自動離心機運用領域的實例,以及其使用優勢;對離心機和自動機的設備和作用原理進行了詳細描述。對離心機的技術和能量、以及其最核心構成和細節強度進行了測算。

還對離心機的技術經濟問題、研發條件和安全技術進行了關注。

論文作者制訂的圖紙包括離心機的概觀、機器的主要構成及其細節;自動機示意圖,以及葉輪底部機械制造圖。

注重對建立在現代知識基礎上的強度的細致和準確的測算。機器結構緊湊、外表美觀。

作者提出了獨特的葉輪懸浮設計,可以減少機器的外形尺寸,但是這種結構引起了爭議——因為可導致葉輪懸臂的增大,進而對離心機的動態穩定性產生不良影響。

總體上,論文寫作的技術水平較高,測算注釋章法良好,圖紙繪制優秀。

論文評價優秀。

實驗室主任

1956年6月6日

1951年到1956年彭士祿先后在喀山化工機械學院和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化工系學習。六年間,彭士祿共修了36門課程,除3門課程成績為合格外,其他33門課程成績均為優秀。求學期間,彭士祿還有3門實踐課程的成績也是優秀。最后在畢業證書上,彭士祿的成績總評為優秀。綜合彭士祿的課程成績和畢業論文成績,彭士祿在畢業時以全優的學習成績在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獲得了“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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